近年来，中国基金会走向国际的现象引人瞩目。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至今十年间，一批中国基金会就已率先迈开“走出去”的步伐——2006年7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英国成立分支机构；2007年4月，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度提出国际化战略；2008年8月，中国企业家冯仑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世界未来基金会；2010年12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2011年5月，华民慈善基金会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设立华民慈善研究中心；2014年1月，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启动尼泊尔妇女儿童健康项目；2014年7月，SOHO中国基金会宣布将向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捐赠一亿美元……

       中国基金会“走出去”不仅是中国慈善发展的新动向，而且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标志，还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大势所趋

       中国基金会“走出去”是各个方面的共同需要，是大势所趋。

       1．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的需要

       “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200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2001年，“走出去”战略第一次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走出去”战略是在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促进中国与国际接轨、强化各国联系的重要渠道，是中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内在要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着眼点是“引进来”。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必要的。然而，对外开放是双向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引进来”取得一定成效后，需要适时地“走出去”。这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格局中寻求自我定位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体一直是政府和企业，非政府组织（含基金会）很少出现在国际舞台。尽管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但中国非政府组织（含基金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仍然微乎其微，形成了一块“短板”。

       根据国际经验，“走出去”的主体不仅应该包括政府和企业，还应该包括各类非政府组织。惟其如此，才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展示国家实力，以令人愉悦的方式打动人心。美、英、日等国的实践都已取得良好效果。

        2．提高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需要

      （1）公益慈善可以提高国家软实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早明确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指出：“软实力是指一种吸引力，依靠左右他人的愿望来达到目的。国家软实力依赖于一国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依赖于通过操纵政治议程的选择，让别人感到自身的目标不切实际而放弃表达个人愿望。”

       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的直接成本较低——金元外交和军事行动的花费太高；软实力的效果更好——威权和收买或许能暂时起到作用，长远来看，却难以让人心服口服。但是，打造软实力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仅靠政府自身努力，仍然无法完成，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约瑟夫•奈还指出：“软实力不仅适用于政府和企业，它也同样适用于公益组织。并且，作为体现软实力的代表性行业，公益也能打造一个国家的良好形象。”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还要看它是否有意愿、有能力主动承担国际社会责任。

       如今，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中国更需要向全世界证明，其崛起的方式是非暴力的、非霸权的，是和平、平等和互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的基金会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象征，又是诠释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民间大使，还可以成为中国开展国际交往的新名片。

       （2） 公益慈善“走出去”，基金会是排头兵

       中国的公益慈善作为一个行业，其发展历史不过30多年，但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从中国公益慈善“走出去”的历史来看，基金会饰演了排头兵的角色。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之在1980年，中国首家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成立。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开展资助项目，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公益慈善交流。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也因此及时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中国的基金会之所以应该在公益慈善领域发挥先驱作用，主要由于其自身的优势和特性：

       首先，基金会拥有相对严格的登记制度。中国民政部对于基金会的管理不断规范和完善。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了基金会的定义和登记注册等条件。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又对基金会下了更为精准的定义。中国人民银行于1995年4月4日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基金会的成立、基金管理、监督等重大原则问题。

       其次，基金会拥有相对强大的资金实力。根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2012年净资产达排名前十的中国基金会（包括公募和非公募）净资产都在人民币10亿元以上，有超过100家基金会净资产超过1亿元。从捐赠情况来看，排名前十的基金会受捐赠额都超过3亿元，前100家基金会的捐赠收入都超过5000万元。强大的资金实力为基金会“走出去”提供了物质层面最基本的保障。

       第三，基金会拥有相对规范的内部治理。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再次强调了基金会管理的透明度。此后于2005年，民政部制定了《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并建立了“信息公布义务人”制度，要求基金会在治理上要做到流程透明、资金运作或资产增值透明、费用收支透明。此外，为促进基金会行业形成自律机制和提升公信力，由国内35家基金会联合发起了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并于2010年7月8日正式上线。

       综上，中国的基金会应该能够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带动中国各类公益慈善组织主动融入国际社会。

       3．中国基金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1）资金规模不断扩大

       2000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年捐赠收入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基金会；2011年则有47家，其中还有两家超过10亿元。2006年以前，中国社会捐赠总量不足人民币100亿元，2008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2010年也高达1032亿元，即便是受“郭美美”事件影响的2011年也有845亿元。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仅就资金规模而言，部分大型的中国基金会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财务能力，具备了寻求外部市场的必要性。而这些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成熟项目的升级与扩张

       对于一些成熟基金会的成熟项目，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进一步的升级与扩张。此时，为机构或项目制定国际化战略，设定国际化目标，在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例，其在1999年前后就作出了国际化的尝试，并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开展过希望小学项目。对于“走出去”的理解也在项目的不断成熟与延伸中深化--从最初的以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与跨国公司开展国际标准下的被动合作，到后来互动学习、积累自身品牌文化和人力资源。基于过去20年在中国国内建立18000多所希望小学的经验，该基金会最近三年将其复制到非洲五国，成功实现了希望工程项目的升级与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化战略起到了引领和推动的作用。

       （3）国内发展空间受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许多问题通过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财政完全可以解决。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有些中国基金会的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经济向好的“负影响”，因而在项目选择上面临“题材困难”。

        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贫困大学生项目为例，自2002年启动以来，已经筹集资金超过2亿元人民币，救助了7万余名大学生。此后，中国政府于2007年出台了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助学新政策，决定提供500亿元资金，用于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上学。在这一新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些助学类项目的筹资额出现明显下降，亟需转变操作思路，否则难以为继。于是，他们在国内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国外，特别是贫困问题仍然非常严重的非洲地区。

       （4）与海外中资企业结盟，拓宽生存空间

       本世纪初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其海外投资数额也不断攀升。据统计，至2012年底，中国共设立了海外企业2.2万多家，其资产总额达2.3万亿美元。

       中国企业要想在海外长期立足，就必须遵循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无论是为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还是为了获取所在国公众的信任，海外中资企业都需要学习和实践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尽管中资海外企业在当地开展了不少公益慈善项目，但往往难以惠及普通民众，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影响力也非常有限。此外，海外中资企业缺乏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专业人才，缺少选择、运营和评估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能力和经验，缺少与当地社区民众沟通的能力和经验，而这些正是基金会所擅长的。双方的合作，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也为中国的基金会拓宽了生存空间，提供了外部资源。通过与专业化、正规化的基金会合作，还可以大大降低中资海外企业开展社会责任项目的成本，提高效率，扩大影响力。例如：近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石油尼罗河公司合作援建苏丹妇幼保健系统示范项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合作的“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都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5）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基金会的国际竞争力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执行项目的效率、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及与其它各国基金会竞争力相比较的情况。基金会的国际竞争力是项目运营能力、募款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配置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品牌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体现。

       凡是具备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基金会，其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目前中国的基金会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因中国背景而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只是暂时现象，今后可能会发生变化。中国基金会要想真正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走向国际市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磨练本领。

       4 . 慈善全球化的需要

       近年来，慈善全球化的趋势风起云涌。慈善全球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学习、合作，共同解决公共问题，并相互成就。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从事公益慈善也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具有全球思维的基金会既不满足于简单的资助行为，也不局限于支持某个特定机构或者某个特定项目，而是把目光投向社会问题本身，努力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如：传染性疾病、性别歧视、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这些社会问题的成因众多、复杂性强，且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域，也无法依靠单方面力量解决，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解决方案。

       受慈善全球化的影响，很多基金会从原来单一的、孤立的项目资助，转变为以问题为核心、以结果为导向的思路，融合多种方式进行跨部门、跨文化的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受到更多国际基金会的关注和帮助，而且一些本土的基金会也开始走向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5．对国外基金会的借鉴

       在国际援助中，政府固然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的官方援助容易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并且政府项目很难落到实处，很难关注细节。这就为非政府组织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国际经验来看，以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实施的公益项目，是民间出于自愿的友好行为，可以淡化官方援助的政治色彩，因而更容易被受援国民众所接受。在这方面，美国、英国、日本的基金会的成功经验都非常值得中国基金会学习借鉴。因篇幅所限，此处不做展开。

       综上所述，在目前阶段，部分中国基金会开始“走出去”具有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是大势所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基金会都一定要“走出去”或者“走出去”的中国基金会越多越好。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基金会群体中，有条件、有能力“走出去”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应该留在本土发展。

二、发展现状

       1 . 发展历程

       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自我封闭期（建国后至八十年代初）：在这个时期，只有个别由政府主办的基金会，其资金来自政府拨款，行使政府的部分职能。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几乎不存在。受国内外大环境的影响，这些基金会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完全没有“走出去”的意愿和可能。

       （2）寻求外部资源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2004年）：在这个时期，仍然只有政府主办的基金会，但其中极个别的基金会开始走出国门，希望募集国外资金，用于国内的公益慈善项目，如：中国儿童少年发展基金会2006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募款机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当时的“走出去”，目标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吸收国外资源，为国内项目所用。但由于条件和能力所限，完成情况很不理想。

       （3）探索和尝试期（2004年至今）：2004年6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成为一道“分水岭”。自该条例实施后，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公募基金会和以华民慈善基金会、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非公募基金会开始走出国门，在当地开展各种公益慈善项目。但他们所开展的基本上是跨境发展的尝试性行为，投入资源不多，项目期限不长，也没有全面、长期的战略规划。

       根据国际经验，基金会“走出去”将经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对应的标志是：跨境发展、国际化、全球化。因篇幅所限，此处不做展开。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基金会在“走出去”方面处于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

       2．发展状况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止2014年8月31日，中国以各种形式“走出去”的基金会共有37家（详见表1），占全部4005家基金会的0.92%。

       表1 中国37家“走出去”的基金会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内部资料整理）

       在这37家基金会中，曾经给予海外资金捐赠的有27家，占总体的72.9%。中国基金会给予海外的资金捐赠大部分用于外国的灾后紧急救援，少部分用于外国的社会发展项目。从2005至201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开展国际项目的资金累计达到人民币7199万元。2014年7月，SOHO中国基金会宣布，为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将设立总额为1亿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7月15日，张欣、潘石屹与哈佛大学校长签订“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助学金额为1500万美元。这是中国基金会历年来海外捐赠的单笔最高纪录。需要说明的是，每逢外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都有大量的来自中国企业和公民的紧急援救款项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汇出，但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并不属于基金会的范畴，故未将其计入在内。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37家基金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救助某次自然灾害做过一次性捐赠，但并没有开展长期项目。

       在这37家基金会中，实现人员“走出去”的有5家，占总体的13.5%。这里所说的人员“走出去”，主要指常驻国外执行项目的工作人员，不包括出席国际论坛和开展短期国际交流的人员。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能长期派遣工作人员执行海外项目的，只有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等5家。

       在这37家基金会中，已经和正在国外开展项目的有18家，占总体的48.6%。项目涉及领域比较广泛，大致包括：国际交流类，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常年开展的国际青少年交流营项目、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召开的中美文化艺术论坛等；学术研究类，如：华民慈善基金会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设立的华民慈善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哈佛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的中美金融研讨会等；扶贫类，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非洲之角旱灾”项目、腾讯公益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柬埔寨饥饿儿童营养餐”项目等；医疗类，如：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的“友好光明行”项目、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开展的尼泊尔妇女儿童健康项目等；教育类，如：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海外华文师资培养计划”，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等；环保类，如：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赴台湾屏东县来义乡开展生态社区项目等。

       从机构“走出去”的角度看，这37家基金会中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只有1家，即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2006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分支机构“中国儿童慈善”，仅占总体的2.7%。而且，这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在海外为国内的儿童少年项目募集资金，并没有在海外真正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目前，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缅甸筹备设立其第一家海外办公室（编者注：本文刊发时，该办公室已成功注册）。

       五个层面中最能体现基金会成熟度的是品牌“走出去”。做到这一点的基金会仅有4家，占总体的10.8%。这里说的“品牌”，主要指项目品牌。这4家基金会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国内品牌项目的升级和扩张，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母婴平安”项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走进非洲”项目；另一类是在国外开发和运营新的项目品牌，如：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的中缅、中苏、中蒙“友好光明行”活动、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海外华文师资培养计划”。要做到品牌“走出去”，首先得拥有自己的项目品牌，然后要培养和巩固核心竞争力，最后才能走向国际市场、扩大影响力。

       综上，目前已经“走出去”的37家中国基金会，没有一家能在资金、人员、项目、机构和品牌五个层面上全面实现“走出去”，绝大多数仅在其中一两个层面上实现了零的突破。因此，这些基金会全部属于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

       3 . 主要特点

      （1）基本上属于“四无”状态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基金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基本上属于“四无”状态，即：无固定经费来源、无固定项目、无当地雇员、无固定办公场所。即便是发展相对较好的几家也在“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家处于“四有”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资金不足，导致对今后发展的信心不足，无法作出长远安排。对于现阶段这种不规范的做法，从短期来看可以理解；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势必留下隐患。可以想见，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基金会，因不具备基本条件而在海外举步维艰，项目效果会打折扣，也很难形成社会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家冯仑等人于2008年8月26日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世界未来基金会，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2011年底实现了四有，即：有固定经费来源、有固定项目、有当地雇员、有固定办公场所。由于从严格意义上讲，该基金会是中国公民在海外成立的基金会，并不属于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的范畴，故此没有被计入上述37家之列。但也充分证明了，任何新成立的海外公益机构，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摆脱“四无”状态，尽快进入规范、有序的工作状态。

      （2）很大程度上源于领导者的个人意愿

       当前，中国基金会“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源于领导者个人的视野和兴趣，往往并非集体决策或理性选择的结果。例如：何道峰之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卢德之之于华民慈善基金会、蒋会成之于成美慈善基金会、马化腾之于腾讯基金会、潘石屹和张欣之于SOHO中国基金会，其作用都是决定性的，其贡献都是无可替代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没有这几位强势领导者的存在，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的步伐还要滞后很久。

       但是，这种源于领导者个人意愿的行为，有可能与组织的能力不匹配，也有可能得不到组织成员的广泛响应，还有可能对各种风险估计不足，导致难以为继。尽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类似的情况不乏先例。已经“走出去”的基金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3）地域分布零散

       目前，中国“走出去”的基金会在地域分布零散，并未形成体系，更谈不上发挥协同作用。绝大多数“走出去”的中国基金会，其项目都是定位于单一国家的单一地点，未形成地域连片发展的规模效应。

       单就每一家“走出去”的中国基金会而言，走向哪里发展完全是个体行为，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但若是站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整体发展的角度，过于分散的地域分布，则不利于品牌传播，难以发挥协同效应，也难以与“走出去”的国家整体战略相呼应。对于如何进行路径规划，笔者将在另文详述。

      （4）影响力非常有限

       国际交流和影响应该是双向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基金会起步较晚，发育不充分，加之不重视或不懂得品牌宣传，由此造成的现状是，中国的基金会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远不如外国基金会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拥有了一大批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如：企业界的联想、海尔、华为、阿里巴巴等，文化界的孔子学院、凤凰卫视等。然而，在公益慈善领域，却几乎没有什么叫得响的公益项目或基金会。可以说，中国基金会对于开展民间外交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贡献还远远不够，“走出去”任重道远。

       上述特点与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相符的。

结语

       过去十年，中国基金会“走出去”已经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无论是哪个领域的基金会，都涌现出了一批勇于尝试的先行者，而且“走出去”的方式多种多样、力度逐渐加大。这是中国慈善发展的新动向，引人瞩目。

       一方面，目前已经“走出去”的基金会，数量不足总数的百分之一，现状也不尽如人意，面临重重困难和漫长征程；另一方面，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和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基金会“走出去”不仅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且具备独特的优势和魅力，因此前途一片光明。

       在此背景下，笔者建议从理念、制度、知识、管理、技术等方面加以创新，以突破当前困境，从而实现目标、路径、效率、影响力的全面升级。

       （作者系管理学博士、新加坡世界未来基金会秘书长，本文原载于《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5》， 篇幅所限，刊发时对内文有删节、标题有改动）